消防官兵诵读梁家河(第19/20章)

 

  【编者按】为不断汲取信仰力量、凝聚改革共识、自觉看齐追随,在祖国69周年华诞之际,陕西消防总队全体官兵学诵、录制了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有声电子书,通过学习总书记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,感悟总书记为民造福的初心、埋头苦干的做法、攻坚克难的意志,激励广大官兵在改革的浪潮中用理想扬起风帆,以信仰谱写忠诚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党和国家的“守夜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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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官兵诵读梁家河

【本期诵读者】

第19章

榆林市消防支队:拓思瑶

第20章

榆林市消防支队:郭世文

第19章:陕北的孩子

习近平的政治天空终于露出了一道光。1972年冬,他加入了共青团。

对习近平来说,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,蜿蜒曲折。

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,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“黑帮子弟”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。

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,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。早年,他与刘志丹等战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,其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,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,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。毛泽东数次赞誉习仲勋,称他“党的利益在第一位”“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”“活的马克思主义者”。

1962年9月,习仲勋因所谓“《刘志丹》小说反党问题”,被康生诬陷为“利用小说反党”并被专案审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又受到残酷迫害,被审查、关押、“监护”前后长达16年之久。习近平插队的时候,陕北对他父亲的批判仍在继续。人们很难想象,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习近平来读。

那个年代,这顶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挺直的脊梁。对“黑帮子弟”来说,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,招工、上学、当兵、入团、入党都与“黑帮子弟”无缘。尽管在梁家河这顶帽子终于被换作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。

而这次入团,倔强的性格却帮了他。

入团申请书写好后,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,吃了一盘炒鸡蛋、两个馍。饭后,他问:“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?

“我怎递?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。”显然,大队支部书记与上级交流过习近平的事。

“什么叫可教子女?”

“上面说你没(与你父亲)划清界限。”

“结论在哪?一个人是什么问题,得有个结论。我父亲什么结论?你得到中央文件了?”

支部书记被他说动了,就下决心说:“那就往上递。”

不久,习近平知道了结果。

从公社回来,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:“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,说我不懂事,这样的人,你还敢递?”

“我是什么(人)?我干了什么事?是写了反动标语,还是喊了反动口号?我是一个年轻人,追求上进,有什么不对?”

习近平不认输,第二份、第三份......不停地写着。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,自己也是好人。“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,或者是一种自卑感,只是一个感觉,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,坏人会越少。

公社团委干部刘明升找到他,跟他聊了好久后,站在了习近平一边。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,终于获得了批准,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。

插队的生活一直不是风平浪静的。在习近平申请加入共青团时,一些举报他的“黑材料”也随他来到了梁家河。刘明升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。断定那些举报材料是陷害,当着习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烧掉了。

1973年8月,梁玉明问习近平:“想不想入党?”习近平说:“很难。”想到入团的经历,他有理由说很难。“你不要求进步,怎么能发展你入党?”梁玉明用了激将法。

于是,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。人党申请书写好后,梁玉明上报公社,同样挨了一顿训。

“你胆子真大,敢介绍“黑五类”!”公社一位副书记看到申请书,同样这样说。

“上面有政策有文件,父辈有问题,不该影响孩子,关键是要表现好。你不批是你的事,但我不能不对他负责。”梁玉明辩解道。

回到梁家河后,梁玉明说:“不要怕人家不批,你应该要求进步。”

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,一份一份,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。

其实,习近平能入党,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申请才获得批准的。

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后代,作风务实,有见识,敢担当。他认为知青有文化、有想法,比地方干部眼界宽,先后提拔使用了陶海粟、蔡玉珠、邢孟兰、孟霞、孙立哲等一批知青。这些北京知青中有许多人的父辈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过,申昜把他们看作是陕北的孩子。

那时,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在赵家河的社教工作,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开始了。梁家河姓氏复杂,宗族矛盾尖锐、如何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成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务。在农村,大队一级的带头人既要有能力,又要能一碗水端平,因此在考虑谁当梁家河的带头人时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习近平。习近平是知青,与村里人没有家族关系,处事又沉稳在村里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。梁家河社教工作组很快形成了统一方案,提议由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,并上报上级党委。听了社教工作组的汇报后,县委书记申昜说习近平有能力,社员拥护,又多次写申请,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我们应该支持他。

1974年1月10日,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党申请,接收他为党员。随后,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,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转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。

习近平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。

第20章:永远的财富

当年的延安一直没有摆脱贫困。1973年6月9日,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。时任延安行署专员土金璋回忆说,听到延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,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时,总理反问:“为什么会这么苦?”面对一桌酒席,周总理只吃了一碗小米饭。“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……”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说这话时,周总理眼中闪着泪花。

延安地区当时辖14个县,有130万人,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,人均收人不足50元。锅里没粮,口袋没钱,是大多数农民贫苦生活的真实境况。

周总理向延安地委、行署提出“延安三年变面貌,五年粮食翻一番”的要求。他说,等延安建设好了再来。

周总理的要求被广泛传播,得到了延安人的积极响应,知青们也积极行动起来,一些已经被提拔为干部的知青甚至一再写申请,要求回到农村,搞好粮食生产。

而实际上,这时的习近平已经在谋划着梁家河的粮食增产计划了。

他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,一个让村里人吃惊的计划就出炉了一一在梁家河沟口打一座水坠坝。

打水坠坝就是在山谷筑起两道坝梁,然后引水冲刷山体让水流挟带着泥土在山底淤积成坝。这是一项新技术。按照习近平的设想,这个坝打成后,梁家河沟口这一带将变成片良田,梁家河人可能就再也不会挨饿了。

这个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他。他公布了这一计划,并挨家挨户做工作。

村里人议论纷纷:“近平想给咱们村修个大淤地坝,多种粮食,是好事。可那个地方雨季山洪那么凶,搞不好就会把坝冲垮,劳民伤财地白忙活一场。肯定不成!”

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梁家河沟口在雨季就是一个巨大的泄洪口。梁家河山上植被稀少,土壤存不住水,极易形成山洪。山洪暴发时,滚滚泥流从后沟的道道山谷中奔流而出,然后汇聚在一起,冲向沟口。这样的山洪,一般坝梁根本无法抵挡!

这就是以前大家都在拐沟打坝的原因。

大家反对的不是打坝,而是反对在沟口打坝!老几辈人从没有人想要在那个地方打坝。

习近平也知道,反对者们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,就是村里王家的祖坟正处在坝堤的位置上,这涉及王家12户人的利益。

村里老几辈人不敢想的事,习近平想了,而且还要干成。他找到已调到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,说:“黑子,你在咱们村过红白事一直当“总管”,村里人都听你的,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。”

王宪平听了习近平的计划,一下子全明白了,他知道反对的阻力来自哪里。但王宪平对这个计划一开始也没有信心“帮你没问题,但这个坝能打成吗?夏天发洪水,真能冲垮的。”

习近平说:“这个我早计划好了。沟口一侧给它拦住,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加固好,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加深、清淤,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。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,泄法沟能承受得住,那淤地坝就不成问题。咱们精心施工,保证质量,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,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里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。”

梁家河沟口的地形王宪平再熟悉不过了,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,仔细考虑后觉得有道理,心里便有了数。

习近平又说:“黑子,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,为啥吃不饱饭?就是因为好地太少了。这里打上坝,增加这么大面积的好地,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。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!”

“能成,我帮你跟村里人说去。”王宪平答应了下来。

他向单位请了假,回村逐一拜访自家的爷爷、叔叔和兄弟们。

爷爷们握着旱烟锅子说:“黑小子,那可是咱姓王的祖坟是请阴阳先生看下的,梁家河再找得下这样的好风水吗?想都不要想!”

叔叔们盯着黑子说:“不怕,只要你给咱再寻下风水一样好、路一样远近的坟地,能行嘛!”

兄弟们嘻嘻哈哈地说:“你觉悟高,你家的你想咋弄是你的事。我家的,你别管!”

说了一圈没有一家松口的,黑子不死心,再说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......他天天登门,把习近平规划的怎么建坝、怎么引水、如何加固、怎么防洪等办法,给大家讲了一遍又一遍。“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有,但只要把泄洪沟建好,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。”

终于,有人松了口,王宪平趁热打铁:“你看,近平做事一向稳妥、可靠,啥时候胡来、蛮干过?他是外来的,不是咱梁家河人,却能给咱当这个家。他每天辛辛苦苦地带领大家劳动,下的力气最多;回到家里又要洗衣服,又要做饭,多不容易。现在管大队里的大事小情,付出就更多了。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要打坝,他还得带头劳动,受这份大苦,图的是啥?还不是为了咱们村多打粮食,让大家吃饱肚子吗?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,还可以存起来,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?你们当老人的,在村里有威望,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。”

终于,老人们被说动了,他们说:“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,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。你们娃娃有文化,懂得比我们多,咱就不好反对了。”

打坝的事终于定了下来。虽然还有人不同意,但大局已定。

就这样,梁家河的第一座水坠坝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习近平为此投入了全部的热情,他一边指挥,一边劳动,不分白天和黑夜。

但问题又来了,大坝坝体到底需要承受多大的冲击力才是安全的?习近平跑到县城,找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来现场勘察,并根据当地水文资料,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量进行了精确的计算。根据这个计算的数据,习近平他们制定了科学的施工标准,又对排洪沟两侧进行了加固。

淤地的时候,在抽水泵出水口铲土是最苦的差事,石春阳说:“一是速度要快,劳动强度大;二是水会溅湿裤子,很冷。”习近平主动去水沟旁铲土。打夯、搬石头,这些苦活重活他都抢着干。在他的带动下,乡亲们拿出了冲天干劲终于把这个坝打成了。

直到现在,这块坝地仍是梁家河最好、最平整的土地。它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给梁家河留下的一笔丰厚的财富。

2015年,习近平回梁家河,路过这块坝地的时候,在坝边看了很久。坝地里栽种的一排排杨树苗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,笔直地挺立着......